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巴黎的美起码有三分拜它所赐。塞纳河两岸集中了大量巴黎地标，也被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塞纳河两岸景致中，一座座极具美感的建筑自然是重中之重。相比之下，绵延4公里的旧书摊是个异类，它没有华丽外观和宏伟高度，全靠数量取胜。
旧书摊是巴黎传统的旧书集市，分布于苏利桥经玛丽桥至卢浮宫的河岸边，以统一规格的绿色铁皮箱组成，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图书馆，也因为仿似火车厢而被称为“绿色车厢”，文豪巴尔扎克则形容它们是“吞噬了巴黎诗人、哲学家和学者的辉煌地窖”。这些铁皮箱被固定在河岸护墙上，每个长2米、宽0.75米，一个书商一般拥有四个铁皮箱，出售旧书、古董地图和版画等，鼎盛时期有近三百位经营者。即使位于游人如织的塞纳河畔，又贵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地标，但它始终坚持本色，从未被旅游业过度污染，法国政府规定每个摊位最多只能有25%的空间用于售卖旅游纪念品。
塞纳河畔旧书摊起源于16世纪，最初是流动书商的自发聚集，也依托于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早在13世纪，就有商人在路边展示原版手写书稿，当然，在书籍极为稀缺的当时，这种操作只能是偶尔为之。15世纪中叶，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改变了欧洲知识生态，书籍开始在民间普及，图书业也开始崛起。因此到了16世纪，塞纳河畔开始出现流动书商。但当时的法国王室不喜欢看到图书自由销售，一度发布禁令，不允许书商在河畔经营。
17 世纪初，书商终于获准在塞纳河畔销售书籍，条件是必须缴纳年费。不过权力赋予的空间，随时都可以收回，缴纳年费的书商和非法书商之间也频发冲突，此后一百多年间，塞纳河畔的书摊始终处于“被驱逐-恢复-又被驱逐”的过程。
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量贵族被抄家、图书馆被劫掠，书籍散落民间，旧书摊承接了这些散落书籍的流通。它也逐渐成为文化据点，各种音乐、诗歌活动在此举行。
路易十六到拿破仑三世时期，也就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旧书摊开始形成固定摊位，齐聚达一百多家。1859年，巴黎市政府出台经营规范，禁止旧书摊出售新书，只允许卖旧书刊和旧物件，当时书摊有70家左右。
1891年，巴黎市政府整治塞纳河，开始实施书摊特许经营。要想获得营业执照，只需填写申请表格，说明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动机、商品性质、图书供应模式和预算即可。至于租金和税费一概全免，这也使得塞纳河畔旧书摊的经营者们成为巴黎唯一不需要缴纳租金的摊贩。如果书商去世或放弃经营，巴黎市政府则会将空缺摊位拿出来重新供申请。
这也推动了书商的逐步增加，1892年有156家，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时已经扩张至200家，1991年为240家。
如今所见的统一尺寸铁皮箱和绿色涂装，则是1930年确立并执行，并于2019年被列入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巴黎市政府对旧书摊有严格管理规定，除了绿色铁皮箱的尺寸和出售商品范围之外，还要求除非天气极度恶劣，否则旧书摊每周营业时间不得少于四天，想请假还得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
不少中国作家都曾流连于塞纳河畔旧书摊，朱自清就曾在《欧游杂记》中写道：“沿着塞纳河南的河墙，一带旧书摊儿，六七里长，也是左岸特有的风光。有点像北平东安商场里旧书摊儿。可是背景太好了，河水终日悠悠地流着，两头一眼望不尽；左边卢浮宫，右边圣母堂，古香古色的。书摊儿暗暗的，低低的，窄窄的一溜；一小格儿一小格儿，或连或断，可没有东安市场里的大。摊上放着些破书；旁边小凳子上坐着掌柜的。到时候将摊儿盖上，锁上小铁锁就走。这些情形也活像东安市场。”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陆侃如则在1934年写道：“使我留恋的既不是徐志摩的‘鲜艳的肉’，也不是叔存先生赏识的从巴黎圣母院到香榭丽舍一带的景色，而是拉丁区的书摊。每当风和日丽时，在河边上散散步，谈谈天，买买书，真是乱世中惟一乐事！”
戴望舒也在《巴黎的书摊》中写道：“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书摊。……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
戴望舒将塞纳河畔书摊归为几种类型：“第一是卖廉价的新书的，大都是各书店出清的底货，价钱的确公道，只是要你会还价，例如旧书铺里要卖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纳尔（J．Renard）的《日记》，在那里你只须化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崭新的。……其次是卖英文书的，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奥莱昂东站多少有点关系吧。可是这些英文书的买主却并不多，所以化两三个法郎从那些冷清清的摊子里把一本初版本的《万牲园里的一个人》带回寓所去，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
第三是卖地道的古版书的，十七世纪的白羊皮面书，十八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书柜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对着这一大堆你挨我挤着的古老的东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种书摊前比较热闹一点，买书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老人。这些书摊上的书，如果书摊主是知道值钱的，你便会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识货，你便沾了便宜来。……第四类是卖淫书的，这种书摊在这一带上只有一两个，而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与来骗骗人的。……其实那些地道的“珍秘”的书，如果你不愿出大价钱，还是要费力气角角落落去寻的，我曾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破货店里一大堆废书中，翻到过一本原文的ClelandFannyHill，只出了一个法郎买回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海明威也曾在《流动的盛宴》中描述过上世纪20年代的塞纳河畔旧书摊，他能在那里低价买到新出版的美国书籍，附近出租屋常有客人忘记带走的书籍，也被仆人拿来售卖。
不过，相比塞纳河畔那些被辟为博物馆或参观点的宏伟建筑，旧书摊脆弱得多。仅仅这几年来，它就遭遇过一次次冲击——网购、电子阅读、新冠疫情乃至巴黎奥运会，都让旧书摊举步维艰。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阅读率一再下滑。即使是仍然在读书的人，不少也转向电子书，买纸质书也倾向于网购。书店的日子相当难过，主打旧书的旧书摊日子就更为难过。毕竟，在旧书摊堆积如山的书籍里大海捞针，显然不如在网上一键搜索那么方便。
新冠疫情期间，旧书摊的生计更是遭遇严重威胁。从以往情况来看，旧书摊有1/3的顾客来自外国，还有1/3来自法国其他地方，可以说基本依赖于旅游业。但新冠期间的各种限制措施，使得平时漫无目的散步、购书、在塞纳河边晒太阳阅读的巴黎人行动受限，旧书摊的老客户大量流失。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旧书摊的销售额一度下降八成，不少摊位几天都没有一单生意。即使法国政府向处境艰难的小企业提供了每月至多1500欧元的支持，仍有不少难以为继。
2023年7月，巴黎市政府为了筹备巴黎奥运会，一方面出于安全考量，一方面认为旧书摊的绿色书箱会影响开幕式当天的观众视线，宣布计划拆除部分旧书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巴黎市民纷纷抗议，认为如果旧书摊这个文化遗产被侵犯，将大大伤害巴黎的历史文化，就像拆除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一样荒谬。2024年2月，巴黎市政府在压力之下叫停工程。法国人的低效率在这事儿上反而发挥了“作用”——因为效率太低，又总被热心市民围观，所以真正被拆除的旧书摊只有几个，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失。但即使如此，许多巴黎人仍然十分不满，认为仅仅为了区区奥运会的开幕式，就以伤害本土文化遗产为代价，这实在是“太不巴黎了”。
即使没有这些冲击，旧书摊的维系也很艰难。靠单一售卖旧书所得，实际上无法保障摊主们的基本生活，出售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如钥匙扣、冰箱贴之类）才是更重要的收入来源。但这形同饮鸩止渴，实际上是对书籍的二次伤害。
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而言，旧书摊似乎没有“前途”。绝大多数摊主都并非专职，若非有养老金的老人，便是有一份正职，否则很难依靠书摊维持生活。不管年老还是年轻，摊主的共同特点是“有文化”。有人曾是教授，有人曾是医生，也有人是艺术家或作家。他们有自己的阅读习惯与喜好，也有自己的选书标准，充满个性。
他们尊重书籍，也尊重自己。在巴黎这个繁华都会，他们恪守书籍与知识应有的尊严和体面，从不会主动招徕生意，只等待识书的有缘人。没有生意上门时，很多人就静静坐着阅读。
这样的老派，看似不合时宜，但却正是巴黎真正应该捍卫的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飞一般自游”，作者：叶克飞，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3-11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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