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英雄奥德修斯本该回家。但他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十年。」——《奥德赛》，荷马
最近，一个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词汇「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在小红书、B站、微博上，无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处境：频繁换工作、不知道往哪里走、今天想考研明天想创业、身体和心灵同时处于漂泊状态。这个词像一枚钥匙，忽然打开了一扇门，门后积压着一代人沉默已久的困惑与疲惫。
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于2007年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他借用荷马史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战后十年漂泊的意象，描述现代人在二十多岁经历的那段没有终点、没有地图的人生阶段。布鲁克斯写道，这是一个"探索、实验与漫游的阶段"，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反复尝试，不断出发，却迟迟找不到归处。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沉寂了将近二十年，却在202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中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中国？一个词的流行从来不是偶然的。当一个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共鸣，它必然精准触碰了某种深层的社会心理。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追问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时代逻辑：这一代年轻人究竟在经历什么？这种大规模的漂泊感从何而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如何回应？
理解「奥德赛时期」现象，必须从人类学最经典的概念之一——"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说起。
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1909年出版的《过渡礼仪》中指出，所有人类社会都为个体在不同人生阶段之间的转换设计了仪式性的程序。这些仪式通常包含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个体脱离原有社会位置；阈限（liminality）——进入一种"两不属"的悬浮状态；整合（incorporation）——以新的身份重新融入社会。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阈限"这一概念。他指出，阈限期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人既不是曾经的自己，也尚未成为新的自己。在这个阶段，旧有的社会结构失去效力，个体处于混沌与开放之中。这种状态充满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孕育着深刻的转化潜能。在传统社会，阈限期通常是短暂的、有界限的：成人礼可能持续几天或几周，之后，社区会通过仪式明确宣告：你已经是成人了，你的新身份得到了集体的承认。
但在当代社会，这种制度化的仪式体系正在瓦解。大学毕业典礼仍然存在，但它不再能够完成"身份转换"的功能——毕业了，然后呢？没有人告诉你接下来该成为谁，该去往哪里。于是，原本应当短暂的阈限期被无限拉长，变成了一种慢性的、没有终点的漂泊状态。这正是「奥德赛时期」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质：它是一个被现代性强行延长、却又缺乏社会支撑结构的阈限期。
更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延长并非出于自愿。传统社会的阈限期虽然充满挑战，但有清晰的边界和集体的期待作为支撑。而「奥德赛时期」的漂泊者却是孤独的——他们不知道这段漂流何时结束，不知道"回到岸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不确定这片海洋上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他们想要抵达的港湾。
人类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指的是社会为个体的人生轨迹预设的标准叙事。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会提供这样的脚本，告诉人们在什么年纪应当做什么，什么样的生命轨迹是"正常的"、"体面的"、"成功的"。
在中国，这个脚本曾经极为清晰、强大且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努力读书→通过高考→考入好大学→毕业后找到稳定工作→在合适年龄结婚→生育子女→一路晋升到退休。这条轨道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家庭的期待、社会的规范、国家叙事的组成部分。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三样东西：清晰的时间锚点（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稳定的身份来源（我是学生、职员、父母）、以及一个简单的焦虑出口（只要沿着轨道走，就是对的）。
这个脚本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运行良好，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条件基本能够兑现它的承诺。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这个脚本的权威性开始动摇，并在2020年代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断裂来自多个方向的同时冲击。首先是教育与就业的脱钩。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导致学历通货膨胀：本科文凭曾经是进入中产生活的通行证，如今只是最基本的起点门槛；硕士学历昔日代表着精英身份，今天已经成为内卷竞争中普通的筹码。大量年轻人发现，自己按照脚本走完了全程——努力读书，考入大学，拿到学历——却没有获得脚本承诺的那份"稳定生活"。这种认知落差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
其次是职业稳定性的幻象破灭。"铁饭碗"在改革开放后逐渐瓦解，但"稳定工作"作为一种期待仍然残留在集体意识中。当现实是频繁裁员、行业洗牌、传统职业路径的消失，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脚本里从未写过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动摇了一代人对"努力→回报"这一逻辑链条的基本信任。
第三，结婚、生育等人生里程碑事件的延迟或放弃，进一步打乱了脚本的节奏。当同龄人中有人已经买房生子，有人还在读研，有人辞职闯荡，"同龄人分层"的现象打破了脚本提供的集体时间感——人们再也无法通过对照他人来确认自己"走在正常的路上"。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早在19世纪末就用"失范"（anomie）这个词描述急速社会变迁中的个体迷失：当社会规范失去约束力，当既有的价值体系不再能够为行动提供意义，人就会陷入一种深刻的方向感丧失。今天中国年轻人所经历的「奥德赛时期」，在社会学意义上，正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失范状态——不是因为个人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脚本，已经无法为这个时代提供充足的叙事支撑。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及后续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晚期现代性的根本逻辑。在传统社会，个体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其所属的阶级、家庭、地域、宗教群体所决定；而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将这些集体性的命运结构逐步解体，要求每个人自己"发明"自己的人生传记。
这一过程在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重负。当"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变成一种社会期待，它的另一面是"你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负责"。失业不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你没有努力提升自己"；关系破裂不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你没有好好经营"；人生迷茫不再是"时代的困境"，而是"你还没找到自己"。贝克将这种现象称为"风险的个人化"——系统性的社会问题被转化为个人的心理议题。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用另一个意象来描述这种处境：他把当代人的生存状态称为"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在液态现代性中，所有曾经固态的东西——工作、家庭、身份、意识形态——都变得流动、易变、不再持久。人们生活在永恒的临时状态中，没有什么是可以依赖的长期承诺。这种流动性在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不安全感。
这两种理论视角，恰好可以解释那些分享「奥德赛时期」体验的年轻人所共同呈现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渴望自主性，渴望逃离那个"被安排好的人生"，渴望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当他们真的站在开放的旷野中，面对无数条可能的路径，却又被巨大的恐惧和迷茫所淹没。这不是矫情，这是个体化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自由本身成了一种重量。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个体化进程还叠加了一种特殊的代际张力。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努力工作→买房→稳定→幸福）不再具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但这套逻辑仍然是很多家庭期待的底色。年轻人夹在"父母的脚本"和"现实的可能性"之间，既无法遵从旧路，又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文化支撑去创造新路。于是，漂泊不仅仅是地理上和职业上的，更是深层的身份认同层面的迷失。
「奥德赛时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理解这一传播过程，需要引入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虽然安德森的原初语境是民族主义研究，但这一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数字时代的亚文化认同建构。
当无数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在小红书上发布"我也在奥德赛时期"的内容，他们正在通过共享一个叙事框架来创造一种虚拟的集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缺失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出租屋里独自承受漂泊，但在屏幕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这种发现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情感功能。
然而，社交媒体对这一现象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辩证地看待。
一方面，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去病理化"功能。在「奥德赛时期」这个框架出现之前，很多年轻人将自己的迷茫和动荡理解为个人的失败——"我怎么连人生方向都找不到"、"别人都那么稳定，只有我在乱"。当一个具有社会学权威感的概念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普遍的、有名字的、甚至"必要的"人生阶段，它有效地降低了自我否定的强度，为个人经验提供了意义框架。这在心理层面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也在悄悄地对这一现象进行特定方向的叙事塑造。能够获得高传播量的内容，往往是那些将漂泊叙述为"英雄旅程"的故事——困惑→探索→发现自我→走向某种形式的成功。这种叙事结构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个人主义的产物，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只要你足够努力地"寻找自己"，就一定能找到。但对于那些真正陷入困境、缺乏资本缓冲、在生存压力下挣扎的年轻人，这种叙事可能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加重他们的自我归咎——"别人都找到了，为什么我还没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分享「奥德赛时期」体验并将其建构为积极探索的人，通常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和文化资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家庭兜底、生活在城市、具备自我表达的能力和意愿。那些生活在更严苛条件下的年轻人——来自农村、缺乏稳定居所、在流水线或外卖平台上挣扎的同龄人——的处境几乎从未出现在这些叙事中。这是「奥德赛时期」话语的一个重要盲点：它在描绘漂泊的同时，也在无声地过滤掉那些无力"诗意化"自己苦难的声音。
在分析「奥德赛时期」现象时，有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必须正面回应：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还是一个个体心理问题？
从现有的社交媒体叙事来看，对「奥德赛时期」的回应，绝大多数都落在了个人层面：制作"奥德赛计划"、明确自己的价值观、"用最低成本进行试错"、"把生活设计成原型实验"。这些方法论本身并无不当，但当它们成为唯一的回应框架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被遮蔽了：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漂泊感，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他们不够努力地"寻找自己"，而是源于深刻的结构性困境。
就业市场的收缩、平台经济对劳动权益的系统性侵蚀、大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行业洗牌带来的大规模裁员、以及教育投资与职业回报之间越来越大的落差——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和政策层面的问题，不是通过"明确价值观"或"做最小试错项目"就能解决的。当一个社会将系统性压力转化为个体的心理适应任务，它实际上是在要求年轻人独自承担本应由社会结构共同承担的代价。
这种转化有其社会功能：它维持了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将不满的能量引导向内部（自我审视、自我提升），而非外部（对结构的批判与改变）。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研究青年文化时指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意识形态机制，就是用"个人赋权"（empowerment）的话语来代替集体性的政治诉求——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同时沉默地拆除那些本应支撑这一承诺的社会安全网。
因此，当我们面对「奥德赛时期」现象时，需要保持一种双重视角的清醒：既承认个体层面的心理困境是真实的，需要认真对待；同时也不放弃对结构层面的追问——这种大规模的漂泊感，是否在提示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欠了年轻人什么？
将「奥德赛时期」现象放入国际比较视野，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其中国特性与普遍性的边界。
从普遍性来看，成年早期的漂泊与身份探索并非中国独有。发展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在2000年代提出"成年涌现期"（emerging adulthood）概念，指出在现代化社会中，18至29岁之间存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其核心特征正是身份探索、不稳定性、以及对可能性的强烈感知。这一阶段在欧美、日本、韩国等现代化社会都有类似的呈现。
日本的"フリーター"（自由打工族）文化，韩国的"N抛世代"（放弃N件事的一代），欧洲的"归巢族"（boomerang generation），都在描述不同国家语境下年轻人在进入传统"成人生活"方面的困难与延迟。这说明，某种程度上，「奥德赛时期」是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中共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然而，中国语境下这一现象又有其特殊的烈度。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脚本的强度和刚性，远超很多西方社会。儒家传统对家庭责任的强调，"出人头地"叙事对个人奋斗的框架，以及代际之间高度紧密的经济与情感联结，使得中国年轻人在面对漂泊时，不仅要处理自己内心的迷茫，还要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目光压力。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西方社会用了几代人时间逐步适应的个体化过程，在中国几乎压缩在一两代人身上同时经历。这种压缩带来的文化冲击和心理落差，是相当剧烈的。父母一代的成功经验（吃苦→稳定）在子女这一代已然失效，但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尚未充分建立，这种"传统已失、新路未明"的状态，是中国"奥德赛漂泊者"所特有的处境。
第三，互联网的高度渗透和平台经济的崛起，既为年轻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想象（自媒体、自由职业、知识付费），也以算法的方式持续放大比较和焦虑。当你随时都能看到同龄人的"成功叙事"，漂泊的代价就显得格外沉重。
面对「奥德赛时期」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判断（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其多重维度的思考框架。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需要将这一现象去污名化，同时避免过度浪漫化。漂泊不是失败，这一点是准确的。用人类学的阈限期理论来看，这个阶段的混沌与开放，确实包含着深刻的自我重构潜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个人转变和创造性突破，都发生在那些没有既定身份可以依附的"间隙"中。然而，将漂泊美化为"为自由支付的代价"，或者将其包装成英雄旅程，同样是一种简化。对于在艰难处境中挣扎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浪漫化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自我要求，而非真正提供支撑。
其次，在个体心理层面，「奥德赛时期」的核心挑战是身份认同的建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指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出生就预设，而是必须通过主动的经验和选择来"制造"。这意味着这个时期的漫游并非没有方向，它实际上是在执行一项必要的发展任务：在反复的尝试、失败、感受和反思中，逐渐辨认出什么对自己是真实重要的。
某网友的"奥德赛计划"中，强调"价值驱动"而非"目标驱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认知：在这个阶段，试图在脑海中规划出一个完美的人生蓝图再去执行，往往是低效的，因为你尚不充分了解自己。更有效的路径，是把生活本身当作一个认识自己的实验过程——不是为了找到"终极答案"，而是在行动中持续积累关于自我的知识。
这一思路与设计学中的"原型思维"（prototyping）高度契合：不要试图设计出完美的产品再发布，而是快速做出低保真的版本，投入真实使用，根据反馈迭代。人生也是如此。接受"我现在不知道"，并在这种不确定中保持行动力，是度过奥德赛时期最核心的心理能力。
第三，在社会关系层面，漂泊的体验很容易将人推向孤立。当你感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周围人脱节，社交关系中的压力往往多于支持（"你怎么还没稳定下来？"）。但研究人类幸福感的学者一致指出，意义感和归属感，而非成就感或稳定感，才是支撑人类心理健康的核心需求。建立真正能够"深谈"的友谊，参与某种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社群，维持某些让自己感到扎实和活着的日常实践——这些"小环境"的构建，往往比"找到人生方向"更加紧迫，也更加可行。
第四，在社会批评层面，面对「奥德赛时期」现象，社会有责任进行结构性反思。当一代人集体性地经历漂泊和迷茫，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体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信号。年轻人的焦虑与迷失，是社会在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就业市场、社会安全网，以及我们对"成功人生"的集体想象，可能正在以某种方式失效。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有能力倾听这种信号，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归结于年轻人"不够努力"或"太过脆弱"。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漂泊之所以让人痛苦，并不仅仅因为它带来物质上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它威胁到人的意义感——那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的基本确信。
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的真正价值，并不只是给迷茫命名，而是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帮助人们在漂泊中重新找到意义的线索。"我不是失败了，我是在漂泊"；"这不是终点，这是旅程的一部分"——这些叙事重构，在心理层面是真实有力的，因为它们为混沌的经验提供了方向感，即便这种方向感是暂时的、模糊的。
但意义的重构也有其限度。如果叙事只是用来安抚不满、维持现状，而不是真正帮助人们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和社会，它就会变成一种精致的自我欺骗。在漂泊的叙事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漂泊都通向成长，并不是所有的试错都通向自我发现。有些漂泊，是无法通过"更好地寻找自己"来终结的——它的根源在于系统性的不公平，在于资源的极度不均衡，在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
区分这两种漂泊，是诚实面对「奥德赛时期」现象的必要工作。对于那些确实正在经历必要的身份探索的年轻人，奥德赛框架提供的心理支撑是宝贵的；而对于那些正在被系统性压力所挤压的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好的心理叙事，更是对造成这种压力的结构本身提出质疑。
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最终回到了伊萨卡。但荷马史诗真正让人着迷的，并不是那个归家的结局，而是漂泊本身——那些与海妖周旋、与独眼巨人搏斗、在女巫岛上停留的日子。那些经历塑造了他，使他成为他所成为的那个人。
今天的年轻人所经历的奥德赛时期，可能也不会以某个戏剧性的"找到自我"时刻作为终点。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一次次的尝试、失去、相遇、离开中，人慢慢地、不自知地，变成了某种更接近自己的样子。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化转型实验：当传统的集体性脚本不再有效，当个体必须主动发明自己的人生意义，人应该如何扎根？如何在流动中维持一种内在的连续感？如何在选择的海洋中，不被淹没，也不变得麻木？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的走红，不是终点，而是这场对话的开始。它告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他们所能找到的语言，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勇气。
我们所能做的，是确保这场对话不停留在心灵鸡汤的层面，而是同时包含对个体处境的真诚关怀，和对社会结构的清醒审视。既接住那些在漂泊中疼痛的人，也不放弃追问：这片让他们漂泊的海洋，是否本可以不那么汹涌？
· 阿诺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过渡礼仪理论（1909）
·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阈限与交融理论（1969）
·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失范（anomie）概念
·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与个体化理论（1986）
·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2000）
·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1973）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1983）
· 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成年涌现期理论（2000）
·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奥德赛时期，《纽约时报》（2007）
· 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后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青年文化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共时”，作者：朱翊，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3-3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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