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终极的“岸”。但岸上丛生的荆棘、日渐“牛马”的每一天，隐没在那座光鲜亮丽的水晶宫殿里。
我上一次见张小满，是3年前。那时候，我们在聊她的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她笑着讲述母亲如何在深圳的高楼大厦里不知疲倦地打工，而她自己则以前媒体人的身份进入大厂，并开始留意保洁这个身处缝隙中的庞大群体。
我未曾想到的是，彼时笑意盈盈的张小满，自己的职场经历也像过山车般跌宕——她刚被大厂冷漠地裁掉，又在最后关头被捞回。
看似蒸蒸日上的生活，不过是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2023年8月10日，张小满接到所在部门的不续约通知。她为此不争气地流泪，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拉扯了很多纸巾，纸巾在手里堆成小山，“感到胃在收缩、绞痛，痛感从腹部传导到脊柱以及腰的两侧”。
这种被人摆布又无力反抗的感觉，让张小满感受到了大型机构把人视为工具的暴力和冷酷。
而在张小满父亲眼中，女儿这份看似极好但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就像“一个人在河边，手中抓着要跑的鱼，明明鱼要滑走了却还越抓越紧，溜掉了又想抓回来。最终，要么鱼儿被捏死，要么人滑进河里被淹”。
工作中的张小满。（图 / 饼干）
2023年9月30日，是合同上约定的last day。那也是张小满34岁的第一天。但还没等到这天到来，她就意外地拿到了“复活卡”——领导帮她争取到一个转岗机会，她也侥幸面试成功。
然而，这趟“复活赛”也没有跑多远。2024年夏天，她又一次被裁。这注定是一趟充满变数和危机感的失控旅程，惊喜和惊吓随时发生。她决定以第一视角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并写成《大厂小民》一书。书写对她来说，是一种抵抗和自救。
回顾待在大厂的4年，张小满觉得自己和《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有点像：都是小民，在边缘的岗位上做着大部分时候无关紧要的工作，却总是疲于奔命。
刚进大厂时，张小满的岗位偏向品牌营销。听起来需要与激烈竞争的市场接轨，但其实处于大厂的非生产链条，属于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主要承接其他部门的协同需求——比如，她被分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一篇某项目上线的新闻稿。而更多时候，她的工作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组织、编织、汇报、表演。
在张小满眼中，大厂员工分为三类人：“扫地僧”，有专业特长，有江湖地位；“销售员”或“猎人”，擅长做PPT，善于包装和说服；更多的是“农民”，不管风云变幻，只管默默耕耘的透明人。
张小满觉得自己就是“农民”之一。大部分时候，她诚诚恳恳地耕作，但老板是“什么都想尝一口的杂食动物”，去年爱吃苹果，今年可能变成西瓜或者香蕉。
深圳这座城市本来也是一座超级大厂。（图 / 饼干）
无人能每次都真正揣测到老板的心意。在职场的审时度势上，张小满有一种笨拙——有时候，她坚持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正在驾驶一架已经冒烟的飞机。其他同事早就跳机逃生了，但张小满还在勉为其难地继续飞行，即使火已经将飞机烧出大窟窿。
但边缘和中心是流动的，就像李善德最开始是个“背锅侠”，最后却变成了项目负责人。张小满所在大厂的很多工作也是如此，一开始或许无足轻重，但之后可能会因为被老板在社交平台上转发或点赞，变成被众人多看一眼的项目。
老板点赞被称为“金手指”。被老板点赞的人都会拿到好绩效，这是大厂人心知肚明的规则。
张小满也领教过这种来自指尖的威力——某篇文章获得“金手指”之后，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业务线同事也会跑来询问。那一刻，她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手上的项目终于立住了。但这种开心和安全感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她很快又陷入不断自证的圈套中——如何证明所做的事情对大厂有用，是所有文科生的困境。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图 / 饼干）
比如，张小满最初想为大厂做一个高质量的长内容平台，但在公众号影响力整体下滑的时期，此举就像乘上一艘慢船甚至破船。如何证明这是个有用的项目？有一段时间，张小满和小组同事被阅读量、转载量、评论数深深裹挟。他们还需要联系各大高校的学者、教授谈合作，似乎罗列的人选名头越大，就越有效。
这个逻辑很荒谬，但是没有别的替代指标。
在大厂的4年里，张小满经历了一次“创业”，三个岗位，七次考核，但没有一次被评为优等绩效，工资相对于大厂的平均薪资来说也很低。可她有着典型的鸵鸟心态，对升职加薪没有明显的进取心。
但因为背后有考核机制，张小满的行动力和目标感又被激发出来了。她常常觉得，至少要把事做成——哪怕只是运送一颗无甚意义的荔枝。“我们端上的荔枝，杨贵妃看都不会看一眼，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或许是她在大厂最有“牛马感”的时刻——表面的精英光环跟内心的贫瘠，形成巨大的落差感。在大厂，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大的边界，一件件琐碎的工作会磨损自我，日常生活被侵蚀。但因为大厂人的工资在大众认知里相对高，他们连吐槽都显得矫情。
张小满把这个自己待了1480天的地方称作“白领的水晶宫殿”。华丽、光鲜、脆弱，充满梦幻感。
它也像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大理石地面永远光洁如新，扫地机器人随时在勤奋巡逻，前台员工永远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这让走在里面的人不像去上班，更像去度假。
更抽象地看，这栋大楼就像一座微型城市：囊括了一切日常生活所需，有自动售货机、运动场、健身房、按摩室和心理咨询室等。上下班也不用犯愁，早晚都有班车接送。
这让我想起英国作家J.G.巴拉德所著的《摩天楼》。那同样是一个小型封闭社会的建模：摩天楼里拥有40个楼层，上千套独立套房犹如嵌在峭壁上，里面的超市、泳池、银行、美发沙龙、餐馆和小学设置在中间层，如同一座垂直的小城，约2000名住户被装箱叠上了天。
如同《摩天楼》里的住户，大厂里便捷舒服的配套服务，让职员几乎不需要离开这栋大厦。哪怕在离职倒计时30天期间，职员仍然可以凭工卡享受以下福利：订一间单独的会议室自习；预约肩颈按摩；做心理咨询；以员工折扣吃麦当劳。
从格子间落地窗看到的彩虹。（图 / 饼干）
吃饭是最不需要担忧的事情。早上七点半，食堂就开始供应早餐；一直到晚上十点，大厂人都可以吃到夜宵。而且，晚餐后，每个人还可以免费打包10多个不同口味的包子回家。
胖出肚腩成为常事，因为食堂档口的大部分菜品都是重油重盐的。再加上过劳肥，几乎每一个来到大厂的人都会变胖。
如果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夜宵免费，打网约车回家还能报销。“加班”和“福利”，就这么诡异地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诱惑令人难以拒绝，很多人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参与到加班游戏里。”张小满在书里写道。
除了工作，大家似乎无须思考太多。但正因如此，张小满发现，大家正在变成面目模糊又相似的人。就连读书都有从众效应，特别是被某位重要老板在公开场合推荐过的书，立马会在内网上成为热门，引发大家跟风购买，如《被讨厌的勇气》《奈飞文化手册》《埃隆·马斯克传》……
一切看似可以被管理，包括每一天的工作轨迹。每周五下班，大厂人会收到工作App推送的本周小结，包括开了多少次会、跟同事发起多少次工作对话、加班多少次等。公司倡导员工运动，如果步数达标，还可以获得积分福利，在App上兑换礼物。
它就像一个隐形管家伴随左右——“我有一种被审视或被凝视的感觉，好像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偷偷看着我。”张小满说。
一名程序员正在眺望深圳的高楼大厦，他的身影映在玻璃窗上。（图 / 饼干）
这种逐周的数据总结，很快会被抛诸脑后，离职后更毫无意义。好处是，这个App还可以解决工作、生活中的琐碎问题，比如电脑坏了、食堂的饭菜太难吃、地板太滑、厕所冲不了水……张小满的同事曾开玩笑称，在大厂工作有种一切都被“包办”的感觉，而且越久越舒服。
但这终究是一种悬浮的生活。根植于“水晶宫殿”的工作，在张小满看来像“一颗他人寄存的、昂贵又易碎的水晶”，如此可贵，又如此容易失去。
张小满觉得，能适配大厂工作的人，或许需要分裂出两个自己。在一次考核结束后，她收到的上级评价是：“你是一个长板很长、短板也很短的人，要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成为各方面都很强的人。”
张小满后来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要大家成为不可替代之人，而是成为好用的标准件。这还是源自把人工具化的逻辑，而不是鼓励员工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创造力。
她实在难以适应这个系统。第一次被裁员后的转岗，张小满没有感到更轻松，新岗位总是让她处于一种被修正的状态，她的写作也被认为没有正能量，没有渲染能力。
她赖以生存的本领被否定了。这些复杂的感受，在张小满看来很重要。她相信，这不是大厂人独有的体验。事实上，当下很多职场都在大厂化，“大厂黑话”也早已扩散。在随书附赠的折页上，张小满参考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做了一份《大厂黑话指南》。从未进入大厂的我，发现自己可以无障碍地通篇阅读，因为这些“黑话”已经如此普遍地散落在互联网语境中。
《大厂小民》中附赠的折页（左），收集了“打法”“拉齐”“引爆点”等大厂常用“黑话”。（图/由被访者提供）
大厂已然成为一种意象。所有职场都可能发生大厂正在发生的事，大厂只是把这些处境更极致地集中在一起。因为大厂更讲求效率和利润，要随时拥抱变化。
在张小满看来，大厂的体制本质上是创新、开放的，在现代企业中，大厂的学习和应变能力都是最强的。因为它要应对来自全球的竞争，首先得保证自己活下来，所以本身就很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厂不卷员工能卷谁？于是，在这种巨大的变动当中，个体是失控的，更没有决定权，痛苦和牺牲似乎都是必然的。
最终，2024年夏天，张小满再次被裁员。两次被裁，她的心境很不一样。
第一次被裁时，张小满完全是被动的，迷茫又慌张。那时候，《我的母亲做保洁》还没有出版，前路不明朗，她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得赶紧找工作。
第二次被裁时，她的第一本书已经出版，写作给了她一点希望。她本来想主动离职，不过领导也觉得她跟岗位不适配，就顺水推舟地裁了她，相当于为她争取了一份补偿。
她不再害怕，离开的时候脚步轻盈，并决定把这一切写出来。这是她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大厂的时候，尽管内心有许多困苦，但张小满从未进过那些免费的心理咨询室。一方面，她不信任这种组织下的“福利”，担心后台数据会被推送给管理层，尽管她并没有听说身边人发生过这种事；另一方面，她不信任心理咨询这一套，不相信一个陌生人能够解决她内心的问题。
《大厂小民》的修改稿。（图 / 饼干）
她更倾向于自己跟自己对话，而写作就是最重要的渠道。她不再着急找工作，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写书。进入大厂之前，张小满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但那时候的她很焦灼。最初从媒体离职时，她储蓄微薄，生活窘迫，和当时的男朋友（即后来的丈夫）挤在公司宿舍里。一楼的屋子环境潮湿，地铁从地下轰隆隆地穿过，吵得人难以入睡。
她就这么住了两年。捉襟见肘的生活让她越发焦虑，她迫切需要找一份工作。所以，当大厂给她发offer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后来，她变得笃定了。她把《大厂小民》当成一个项目来做，每天按时按量写作。她觉得这跟上班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不需要坐班而已。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想过到外面找一个“工位”，“被体制管久了，还是想找个地方管我”。但她很快意识到，没必要这样给自己强加秩序。
张小满的第二本书。（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书稿修改过程中，张小满成为一名母亲。在大厂面临第一次裁员时，她当时的女性上司就隐晦地暗示她可以采取“战略性怀孕”——在大厂，很多女性因为害怕被裁，想再多工作一段时间，会选择这种方式。在张小满当时的小组里，她是唯一已婚未育的女性，危机四伏。
但她最终没有考虑“战略性怀孕”。她本能地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陷阱。而且，过生活不能步步为营地“算计”。
在她看来，生育是需要严肃考虑的事情，要在相对健康、自由的状态下进行。大厂的高压工作导致她习惯性痛经，月经也不规律，她明显感到，那时候的自己不适合成为母亲。“我从来没有想过不要小孩，但还是坚决认为，我不能在身心都受到比较大的创伤时选择生小孩，这对孩子来说不公平。”
离职两三个月后，她明显感到身体慢慢活了过来。她恢复了运动，到家附近的公园散步、骑车，睡眠也逐渐好了起来。她说，人真的需要休息和无所事事，这样脑袋才能放松。
怀孕之后，张小满偶尔也会梦回大厂，梦到自己挺着大肚子在大厂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有时候她会忘了孕育生命的艰辛。她已经35岁，生产前，医生直接在她的病历上写上“高龄”，很多年轻妈妈不用做的检查，她都被要求补上。
《大厂小民》的出版过程伴随着她的生育过程。（图/由被访者提供）
文字让她的内心沉静下来。在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她有时候会去图书馆，一边修改文字，一边感受胎儿在肚子里翻来覆去，有时拳打脚踢，有时打喷嚏。这是一段相当奇妙的旅程，她仿佛在同时孕育两个“生命”。
女儿出生后，张小满给女儿取名“书心”，因为这个孩子是她在写书的过程中孕育的，可以理解为“the heart of the book”。她和丈夫也会想到音乐作品——The Heart of the Ocean。另外，“书心”与“舒心”谐音，而“舒心”是他们对女儿的祝愿，希望女儿不被束缚，随自己的心意过自己的人生。
如今，她拿到她的第二本书，也正式开始新手妈妈的生活。她每天要早起给小孩洗脸、穿衣服、换尿布，花3个小时喂奶。日常变得很零碎，但也让张小满更全身心地投入真实的生活。
张小满的母亲在她预产期前一个月辞掉了保洁工作。每一天，张小满的父母会带着书心去公园玩，好让女儿能喘一口气，拥有一小段自由的时间。
对于未来，张小满觉得自己有99%的可能不会考虑再去需要坐班的职场当“牛马”了。“我已经在世俗意义上顶级的地方打过工了，其他地方应该就是小巫见大巫。我也不需要找‘岸’，我觉得人生是没有‘岸’的。”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6期《后工作社会》
原标题：《两次被裁后，我不再需要“上岸”》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桃子酱，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5-12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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