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省份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禀赋，无论是城市还是个人发展，思考靠近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永远还是投资自己。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武汉。
今年武汉一季度的数据，把很多人都看傻了。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1-2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9%。
要知道一个万亿GDP级别的超大城市，工业利润能有20-30%的增长就已经算非常优秀了，武汉直接飙升到129%，这个增速，可以说是断层领先。
而支撑这个数据的关键，就是「光」和「存储」。
随着AI的爆发，对光通信、光模块、存储的需求暴增，武汉的企业基本上是组团「疯涨」。
华工科技、长飞光纤、光迅科技、长江存储等等都迎来了丰收。
左手光电，右手存储，同时押对AI时代两条赛道，都说武汉即将起飞，也不奇怪了。
而这些企业的所在地，叫做光谷。
有趣的是，在1988年，其前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刚刚成立时，这片远离主城区的地方，全是荒地和水塘，甚至被戏称为「地图外的两厘米」。
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正是这两厘米，成了武汉起飞的关键。
这期内容，就来聊一聊，光谷是如何逆袭的。
要讲光谷，得先讲清楚光谷的「光」是从哪来的。
大部分产业园，通常是先有了开发区、招商企业，然后发展产业。
但光谷的顺序其实是反过来的。
在这片荒地还没被规划之前，武汉就已经开始研究光纤了。
时间要拉回到1976年。
那一年，在武汉邮科院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后来的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用一套「土法上马」的设备，拉出了一根长17米的玻璃细丝。这就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
在1976年，光纤通信还是个非常前沿的方向。那个时候全世界搞光纤通信的国家也没几个，国内更是难度巨大，甚至很多人都怀疑，一根玻璃丝怎么能拿来通信。
赵梓森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也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着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光纤通信，不能老落在别人后面。
到了1979年，他的团队又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低损耗光纤，从最初的每公里损耗300分贝，降到了4分贝。
1982年，中国第一个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八二系统」在武汉建成，连通了武汉三镇的市话网。
只不过，有一根光纤，离形成一个产业，还有距离。
把光纤从实验室搬进工厂的，是一家叫长飞的公司。
1988年，现在的光谷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邮电部、武汉市政府和荷兰飞利浦三方合资，在东湖边成立了武汉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这是中国光通信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三方里，飞利浦占股50%，是大股东，也是技术的来源。
长飞的「飞」，就是飞利浦的飞，也就是长江边上的飞利浦。
为什么要拉个外资进来？因为光纤这东西，能在实验室里拉出来，不代表就能规模化生产。
从一根17米的样品，到一年几万公里、质量稳定、能铺进国家通信干线的工业品，中间隔着一整套工艺、设备和材料，这些东西中国当时全没有。
长飞成立的头几年，装备、工艺、零部件、原材料，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都要依赖进口。当时车间里一个备件要换，得提前几个月做规划，又贵又慢。
合资则能少走很多弯路。
飞利浦带来了当时先进的PCVD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让长飞很快具备了规模化生产光纤的能力。
但合资向来也是双刃剑。
核心技术在别人手里，你就永远是学生。学生有学生的天花板，老师教你到哪，你就只能到哪。
能按别人的工艺把东西做出来，和能自己设计工艺、改造设备、替代材料、开发下一代产品，是两回事。
光纤产业链上最值钱、技术门槛最高的那一环，叫光纤预制棒。这是一根用来拉光纤的玻璃母棒，整个产业链大约70%的利润都集中在这上面。预制棒、光纤、光缆三个环节的利润占比，大概是7比2比1。
而2000年之前，中国的光纤预制棒，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这意味着中国哪怕能把光纤、光缆做得再大，最肥的那块肉，始终是别人切给我们的。
长飞不想一直当这个学生。
2001年，长飞成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把每年至少5%的销售收入投进研发。
这个过程没什么戏剧性，就是熬。2002年，长飞自主研发出低水峰单模光纤，打破了国外在这个产品上的技术封锁。2005年，长飞成功量产光纤预制棒，我国从这一年起基本摆脱了对进口预制棒的依赖。
到这一步，长飞才算真正从一个组装工厂，变成了一家攥着核心技术的公司。
打破封锁之后，长飞的爬升就快了。
到2016年，长飞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三大产品销量全部做到全球第一，而且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掌握PCVD、OVD、VAD三种主流预制棒制备工艺并且全部产业化的企业。
不过，如果光谷只有一个长飞，那它顶多算有一家明星企业，还称不上一个产业。
光谷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有一棵树，而是一片森林。
光通信不是一门孤零零的生意。
上游要有高纯度石英材料和光纤预制棒，要把预制棒拉成光纤，做成光缆。另一边，还需要光芯片、激光器、光器件、光模块等等。再往下，才是通信设备、运营商网络和数据中心。
这一整条链上，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门独立的生意，每一门生意背后又能站着几十上百家公司。
正是在完善这个产业链的过程中，光谷诞生了一大批企业。
比如做激光的华工科技，做光器件的光迅科技， 做光通信设备和网络解决方案的烽火通信等等。
现在的光谷已经聚集了超过1.6万家光电子信息企业。光纤光缆占全国市场的一半、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光电器件大约占全国市场的六成。
到2025年，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突破了6500亿。
讲到这，就能解释开头的数据了。
光纤光缆这门生意，其实是有周期的。前些年5G铺得差不多了，光纤需求一度见顶回落，行业过了几年苦日子。
但AI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前景。
AI要算力，算力堆在数据中心里，数据中心里成千上万张计算卡之间要疯狂地传数据，传数据靠的就是光，光模块、光通信、高速光纤。AI越火，算力堆得越狠，对光的需求也就越大。
光谷这条经营了三十年的光纤链，就这么站在了风口上。
到了今年一季度， 乘着AI浪潮，长飞单季净利润同比暴增226%，毛利率飙到41.5%，创了上市以来新高。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AI还在持续发展，随着对算力的需求增高，光谷的光电子产业链，还会变得更加重要。
相比光通信，光谷布局存储，要更晚，也要更曲折一些。
2006年，湖北省、武汉市拿出上百亿成立武汉新芯。
一开始本来是想做DRAM内存的，结果刚成立就撞上DRAM价格暴跌的周期，只能放弃。
建厂的时候，省里市里把它交给中芯国际来运营，但当时中芯国际自己日子也不好过，实在没精力管这个远在武汉的厂。
没办法，武汉新芯只能先靠代工续命。
2008年前后，武汉新芯开始给美国飞索半导体代工Flash产品，也给豪威这样的图像传感器厂商做cmos相关代工。
基本就是，赚点辛苦钱，先把产线、工程师和量产经验保住。
虽然早期技术也被卡住，但对武汉来说，最重要的是产线没有停，人也没有散。
不过在亏损、缺钱、前途不明的时候，武汉新芯一度传出要被收购的消息。当时台积电、美光都有意入股，甚至接近签约阶段。
如果真被卖掉，不仅本土设计业面临丧失制造平台的局面，国内存储芯片刚刚燃起的那点火苗，可能又会熄灭。
关键时刻，中芯国际和湖北方面改托管为合资。2011年，中芯国际与湖北科投签约，武汉新芯结束五年托管历史，开始以合资方式继续往前走。再到2013年前后，随着杨士宁等管理团队进入，武汉新芯又逐渐从中芯国际体系中独立出来，重新寻找自己的路。
史称「存储芯片武汉保卫战」。
这十年，武汉新芯可以说是在悬崖边上反复横跳。但最后硬是靠着代工、地方政府的投入和战略价值，把国产存储的这点血脉，给保住了。
转机出现在2014到2015年。国家发布《中国制造2025》，定了个目标，要把芯片自给率从不到30%提到70%。同时国家成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大基金，开始大手笔砸钱。
武汉新芯靠着这十年代工攒下的那点技术和经验，在国家级存储基地的竞争里活了下来，等到了这笔钱。
2016年，紫光集团入主，各方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重组成立了长江存储，注册资本386亿，武汉新芯成了它的全资子公司。
熬了十年，光谷的存储产业，终于靠从代工糊口，走向了国家级产业平台。
但身份变了，差距还在。
长江存储刚成立的时候，手里的NAND技术也就推进到32层，跟三星、海力士这些国际一流玩家比，差着好几个身位。
人家已经在玩成熟的3D NAND了，就是把存储单元一层一层往上叠，比谁叠得高。
长江存储站在起跑线上，面对的是几个已经跑了大半圈的对手。
正常情况下，追赶者只有一条路，就是沿着别人走过的路，一层一层老老实实往上爬，争取爬快一点。但这条路上，国际大厂早就用专利把关键技术围得密不透风，你每往上走一步，都可能踩到别人的专利。
长江存储没走这条路。它选了一条岔道。
2018年，长江存储发布了一项自己的技术，叫晶栈（Xtacking）。
要理解这项技术妙在哪，得先知道传统3D NAND的麻烦在哪。
一颗存储芯片，简单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真正存数据的存储单元，另一部分是负责读写、控制这些数据的外围逻辑电路。传统工艺是把这两部分，做在同一片晶圆上。
这就好比一栋楼，住人的房间和水电管线、电梯井全挤在同一层楼里盖。
问题来了。存储单元要往高了叠，叠到128层甚至更高的时候，那些外围电路占的地方会越来越大，最后能占到芯片面积的一半以上。
住人的房间想多盖几间，结果发现管线井把地皮占得越来越多。叠得越高，越不划算，还有把楼盖塌的风险。
长江存储的Xtacking，思路很直接：既然挤在一起会互相妨碍，那就拆开盖。
它把存储单元和外围电路，分别做在两片不同的晶圆上，各自用最合适的工艺、盖各自的楼，互不干扰。两栋楼分别盖好之后，再用几百万根金属通道，把它们严丝合缝地接在一起。
这么一拆，好处就出来了。
两栋楼可以在不同的生产线上同时开工，产品开发周期和生产周期都能缩短。更关键的是，存储单元那栋楼可以放开了往高叠，不用再担心被外围电路挤占空间。
靠着这条岔道，长江存储开始疯狂追赶。2020年，它直接跳过了96层这一代，一步做到128层，拉近了当时三星、海力士、美光的水平。到2022年，它几乎和美光同时量产了232层，挤进了世界第一技术阵营。
而AI的爆发，更是让长江存储站上了风口。
AI不仅需要算力，也需要存储。大模型训练要存海量数据，推理服务要存模型参数、缓存和用户数据，AI数据中心更是个吞存储的无底洞。
到今年一季度，长江存储收入已经超过200亿元，同比翻倍增长，NAND芯片产量超过全球市场一成，正在逼近全球第三。
存储产业和光电子产业一起，成了武汉起飞的基石。
最后，作为一个武汉人，我想聊一聊我对内陆城市的看法。
武汉过去是工业重镇，但从沿海发展开始，内陆的老工业城市，多少都是有点掉队的。
武汉虽然底子很厚，有非常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但时常被诟病留不住人，好像主要就是为沿海城市输送人才。
但近几年光电子、芯片、生物医药上的集聚，让武汉的人才回流有了改善。
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武汉这一类的内陆城市，也常被诘问：为什么没有诞生大的互联网公司呢？为什么没有抓住新消费的红利呢？
而这一轮AI带来的新的产业发展，合肥是经常被提到的，武汉同样开始被关注。
在我看来，同样作为内陆城市，无论是合肥的风投模式，还是武汉的长期培育，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赌注，下在了自己身上。
中部地区往往会思考，应该靠近哪一个圈才更有利于发展。但合肥和武汉模式，我认为给出了另一条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陆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承接」逻辑。承接沿海转移出来的产业、大城市辐射出来的订单。
但风口在哪儿，不由你定。命运交给了地理位置，给了「离谁更近」。
合肥和武汉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不在于投对了哪家公司、引进了哪条产线。而在于不纠结我该靠近谁，开始思考我自己能长出什么。
每个省份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禀赋，无论是城市还是个人发展，思考靠近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永远还是投资自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C实验室”（ID：InsightPlusClub），作者：IC实验室，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6-29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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