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继CLDN18.2后消化道肿瘤最大希望的CDH17，迎来了首份临床成绩单。
2026 ESMO-GI大会上，首款CDH17 ADC药物AMT-676治疗结直肠癌患者的I期临床数据公布，在可评估的晚期结直肠癌125名患者中，AMT-676所有剂量（1.6-10.0mg/kg）治疗组的ORR为18%，高剂量组（≥7.2mg/kg）为21%。
相较于标准化疗，AMT-676的疗效提升显著。但与其他ADC进行非头对头比较，如cMet、EpCAM ADC，AMT-676的治疗效果并不突出甚至不及前者。
更令人的担忧的是AMT-676的毒性。临床中有1例患者出现结肠炎，尽管发生在8mg/kg高剂量组中，但这一风险与CDH17在正常消化道组织中承担的屏障功能相关，也为整个CDH17 ADC赛道敲响了潜在毒性的警钟。
当然，这只是CDH17 ADC的临床数据首秀，虽然为火热的赛道浇下一盆冷水，但并不能彻底否定靶点的价值，也不能代表所有CDH17药物的研发前景。目前围绕该靶点的研发管线多达几十款，覆盖ADC、CAR-T、TCE等不同技术路线，其中十余款已经进入临床阶段。
随着更多的管线公布临床数据，惊喜可能会不断出现。
过去两年，CDH17是全球创新药领域最受关注的新兴靶点之一。
CDH17是一种细胞间黏附分子，主要在胃肠道上皮细胞中发挥细胞间黏附作用。而在胃癌、结直肠癌和胰腺癌中，CDH17表达上调明显。
尤其是在结直肠癌患者中，CDH17的表达率更是接近100%。当前的结直肠癌领域，现有治疗方案虽然不断被HER2、RAS等靶向药丰富，但对低表达或晚线患者来说，治疗选择依然有限，传统化疗的疗效也存在明显天花板。因此，CDH17被认为是结直肠癌治疗的又一突破口。
该靶点更大的成药潜力，来自正常组织与肿瘤组织的表达位置差异。正常情况下，CDH17位于细胞紧密连接处，不会暴露于细胞表面。而在肿瘤细胞中，由于细胞极性丧失，CDH17发生重新分布暴露于细胞表面。这样的状态尤其适配ADC药物的设计思路。
短短两年，全球已有30余款CDH17 ADC管线布局，超10款进入临床，GSK、罗氏等跨国药企也相继通过BD入局。CDH17由此成为继CLDN18.2之后最拥挤的ADC赛道。
在这一背景下，CDH17 ADC的第一份人体临床数据也备受关注。
AMT-676是普众生物自主研发的CDH17 ADC，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Ⅱ期阶段的CDH17 ADC。此次公布的临床数据是全球多中心、规模较大的I期临床，共有125名患者参与，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这份首秀成绩单并不出彩。
在125例可评估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中，AMT-676所有剂量组ORR为18%，高剂量组为21%。当前临床上标准治疗（化疗组）的ORR仅为3%，FTD-TPI联合贝伐珠单抗的ORR也仅为6%。单看这一数据，AMT-676已经展现出明确的抗肿瘤活性。
但如果放到整个结直肠癌ADC赛道进行横向比较，AMT-676的疗效并不突出。CEACAM5、cMET、EpCAM均是当前结直肠癌ADC赛道的热门靶点，各自代表性药物均已公布Ⅰ期临床数据，疗效与AMT-676相比也不逊色。
比如，Cytomx的EpCAM ADC管线Versetatug masetecan在56名可评估疗效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中，接受每三周一次8.6 mg/kg剂量组治疗后的确认ORR为20%，10mg/kg剂量组为32%。两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6.8和7.1个月。
艾伯维的MET ADC Temab-A在122名可评估患者中，整体ORR为15.6%，其中3mg/kg剂量组为24.4%，中位PFS为4.6个月。默沙东的CEACAM5 ADC药物M9140在60例患者，2.8mg/kg/组的ORR为31%，2.4mg/kg组的ORR为12.9%。
当然，上述数据来自不同临床试验，患者来源、剂量设计等均存在差异，不能进行头对头比较，但至少可以说明，AMT-676的疗效并未跑出差异化优势。
相比不够亮眼的疗效，CDH17 ADC暴露的安全性问题更值得行业关注。
AMT-676临床数据显示，3级以上TRAEs发生率为72%，在8 mg/kg和12 mg/kg剂量队列中各发生1例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分别为3级结肠炎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其中，3级结肠炎事件发生在8 mg/kg剂量组，提示该药存在疗效依赖剂量爬坡、治疗窗口偏窄的风险。
尽管公司并没有披露结肠炎病例的详细信息，但这类不良反应在cMet、EpCAM ADC治疗中未出现过。而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提示，这可能与CDH17自身的生物学特征存在联系。
市场看好CDH17，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肿瘤组织中的高表达，以及与正常组织之间表达位置的差异。但不可忽略的是，CDH17在正常组织中依然广泛表达，其功能就是介导肠道上皮细胞间的黏附，维护肠道屏障。
研究表明，缺乏CDH17的动物模型肠道通透性显著增加，使得肠道内的细菌和毒素更容易侵入黏膜下层，从而导致机体对化学诱导性结肠炎敏感。因此，当ADC通过CDH17识别肿瘤细胞时，非特异性结合到正常组织细胞上，就可能会触发炎症反应。
此外，当前的研究对CDH17的整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是否与肿瘤细胞表面的其他分子相互作用，进而产生毒性也尚未可知。
另一重安全性风险则指向AMT-676药物本身。研究中发现其中一名结直肠癌患者在单次给予1000 mg剂量（相当于10 mg/kg）后，发生与治疗相关的5级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性脓毒症）。
中性粒细胞减少是ADC药物常出现的血液学毒性反应，高级别脓毒症则常出现在高载荷量ADC药物中。上述提到的CEACAM5 ADC药物M9140同样在治疗结直肠癌患者时出现了1例5级中性粒细胞减少性脓毒症。M9140的载荷为exatecan，DAR=8，属于高载荷量ADC药物。
而AMT-676的DAR=4，载荷量相对较低。这提示AMT-676或许存在脱靶效应，使得药物被健康造血干细胞非特异性摄取。
整体来看，无论是安全性还是疗效，AMT-676与市场的期望都存在一定差距。
当然，一项临床数据不足以给整个赛道下结论。
CDH17高表达占比近100%的结肠癌领域，仍存在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与市场空间，值得持续探索。根据新药情报库统计，目前共有50余项CDH17相关的药物，其中仅CDH17 ADC就有超10款已经进入临床阶段，中国药企是研发主力军。
各管线正在依托自身的ADC技术平台，探索差异化优势。
比如映恩生物与GSK合作开发的DB-1324采用DAR 8的载荷量，提高药物的杀伤性；迈威生物的7MW4911则选用DAR 4的载荷量，配合专用DNA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MF-6，旨在通过血浆稳定性、可控的药物释放及旁观者效应来提高疗效。
诺诚健华的ICP-B208也是基于自身专有的ADC技术平台开发，采用独特的亲水性连接子及高活性载荷，临床前研究显示该药在CDH17低表达人群中同样具有优异的抗肿瘤活性。
除此之外，还有双靶点策略。比如针对CDH17与CLDN18.2就是通过同时锁定两个消化道肿瘤靶点促进受体介导的内吞，同时实现更广谱的抗肿瘤效果。2026年7月10日，橙帆医药的CDH17/CLDN18.2双抗ADC药物VBC108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即将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的CDH17/CLDN18.2双抗ADC。
而CDH17的潜力，也不仅限于ADC。目前，TCE、CAR-T等不同技术路线同样在探索这一靶点。
CDH17×CD3双特异性抗体通过招募T细胞直接杀伤CDH17阳性肿瘤细胞，理论上可以绕开ADC对于毒素载荷和内吞效率的部分限制。ARB202就是一款CDH17×CD3 TCE，早期临床显示，该分子能特异性杀伤靶肿瘤细胞，同时不损伤正常、CDH17阴性的组织，安全性良好。
CAR-T则进一步利用细胞治疗的优势实现更强的持续性杀伤。临床前研究表明，CHM 2101只浸润肿瘤细胞，对正常细胞没有损伤。
当然，这些药物当前均处于早期临床阶段，安全性、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从CDH17靶点被挖掘出肿瘤治疗价值至今两年多的时间，这条赛道上已经涌现了众多玩家，从ADC到TCE、CAR-T，几乎所有主流技术路径都在该靶点上寻求突破。
围绕这一靶点的交易同样火热，罗氏与翰森制药、Arrivent与乐普生物之间的ADC交易均超过10亿美元。市场都在期待下一个CLDN18.2的诞生，赛道热度也丝毫不低于当年的TIGIT。
不可否认，CD H17的首份临床数据，并不出彩。但这只是开始， CDH17靶点在消化道肿瘤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氨基观察”（ID：anjiguancha），作者：沙晓威，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7-22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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