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找到你所爱的事物。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莫不如此。工作将占据你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而唯一能让你真正满足的方法，就是去做你认为伟大的工作。而伟大的工作只能源于热爱。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它，那就继续寻找，不要止步。就像所有关乎心灵的事物一样，当你找到它的时候，心自会知晓。
——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
幸福拥有众多拥趸，但也有很多怀疑者，从斯多葛学派到古斯塔夫·福楼拜，皆是如此。福楼拜在给路易丝·科莱的信中写道:“愚蠢、自私和身体健康是幸福的三个条件，但如果缺少愚蠢，一切都完了。”秉承类似的观点，托尼·施瓦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幸福被高估了》的文章，他说:“‘幸福’的人是我认识的最乏味的人之一。”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歌《快乐之地》发出了可能是对幸福最尖刻的批评。他描述快乐之地是一个人人快乐、万事皆欢的地方，但他在诗的结尾写道:“真是无聊透顶啊。”
为什么有人对幸福持如此贬低的态度呢？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幸福的生活可能是一种自私的生活。然而，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为他人而非自己花钱可以增加幸福感。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更愿意做志愿者。即便如此，我们不妨暂时接受幸福即自私的观点，并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幸福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那么什么才能构成美好的生活?
作家唐娜·塔特认为，美好生活是“即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让别人快乐”，也就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有意义的生活”。生活中的意义通常是由重要性、目的和连贯性来定义的。首先，有意义的生活即是有价值的生活。它不仅对自己家庭成员和朋友有价值，对陌生人也是如此。有意义的生活是对世界有所贡献的生活。其次，有意义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过着有意义生活的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有清晰的方向感和指导原则。最后，有意义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生活。一个人的各种不同经历都在其指导原则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相比之下，没有意义的生活是没有对世界产生任何影响的生活。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指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正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虚度光阴。他把“毫无意义的工作”定义为连工作者本人都无法为其存在找到合理辩护的工作。据格雷伯说，这种工作不仅限于重复性的工厂劳动或文职工作，还包括企业律师、公关顾问、电话推销员和品牌经理等。例如，他声称大多数企业律师私下里都认为，如果他们不存在，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工作之外的世界产生影响。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律师和公关顾问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世界上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你可能会感到你的生活毫无意义。同样，毫无意义的生活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明确目的的人往往会漫无目的地度过一生。最后，毫无意义的生活会让人感到支离破碎。个人扮演的不同角色并不能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毋庸置疑，有意义的生活听起来比无意义的生活要有吸引力得多。因此，人们常说你应该找到生活的理由——无论是通过职业、宗教、社会角色( 如为人父 母)、科学发现还是社会变革。许多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包括米歇尔·奥巴马在2016年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要成就伟大。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并且，请务必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也这样做。”
唐娜·亚当斯-皮克特博士的故事，正是对米歇尔·奥巴马所倡导理念的生动诠释。小时候，亚当斯-皮克特得知自己的祖母曾在烟草农场劳作，并在分娩时不幸去世，连同新生的婴儿也未能幸免。这一悲剧不仅夺走了祖母的生命，也让年仅12岁的父亲失去了母亲。听到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后，亚当斯-皮克特决心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协会 (PBS) 《新闻一小时》节目的采访时，亚当斯-皮克特博士透露，在过去20年间，她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接生了超过6000名婴儿，该地区严重缺乏孕产妇保健服务。她的生活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她有着明确的目标 (为佐治亚州人民，尤其是黑人女性提供优质的孕产妇保健服务，这部分人群的孕产妇在分娩前后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女性) ，而且这个目标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她的照顾，一些母亲和婴儿可能会死亡)。亚当斯-皮克特的家庭悲剧也为她的人生道路提供了强烈的故事性和连贯性。
当想到那些过着有意义生活的人时，许多人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那些伟大的人物，比如亚当斯-皮克特、巴拉克·奥巴马夫妇这类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人!然而他们取得的成功非常罕见，我们很难想象自己也能做到这些。就像幸福陷阱一样，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意义陷阱”。意义陷阱的正面是:与有意义的生活相关的成就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无法追求它。
意义陷阱的另一面是，人们往往误解了获得意义所需的条件。尽管许多人认为过上有意义生活的人寥寥无几，但调查数据显示，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一篇题为《生活是相当有意义的》的论文报告称，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9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通常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只属于那些事业成功者，而大多数人却声称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呢?答案可能部分地隐藏在提问方式之中。盖洛普的调查问题是这样表述的:“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有重要的目标或意义?”并要求以是或否的格式回答。如果回答“不，我的生活没有目标或意义”，那就几乎等同于在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因此，那些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无意义的人，很可能会选择“是”。这意味着，即使有人不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有意义，他们也可能出于不愿意承认生活毫无价值而选择肯定的回答。
另一个有关目标感的盖洛普调查显示，“我的生活有一个真实的目标”这一陈述得到了28.5%受访者的“强烈同意 ”(在1~5分的评分中得分是5分) ，仅有1.1%的人“强烈不同意” (得1分) ，另有9.1%的人“不同意” (得2分) 。对“我的生活有一个真实的目标”持强烈不同意或不同意态度的比例 (共 10.2%) ，与最初的盖洛普数据中的否定回答比例 (10%) 非常吻合。
与之相比，有28.5%的美国人表示自己生活中有真实的目标，另有54.9%的人表示自己的生活或多或少有真实的目标，这一事实令人印象深刻。美国真的有这么多成功人士在改变世界吗?还是这不过是一种过于乐观的错觉?事实证明，这不仅仅是一种错觉。心理学家迈克尔·斯蒂格及其团队不仅要求参与者报告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意义，还请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评估参与者的生活意义。如果自我报告只是一种错觉，那么知情人的报告就不会与之相关。但他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自我报告与知情人报告是相关的。这种相关性与测试外向型和神经质 (过度担忧的倾向) 等人格特质研究中的相关性相似。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自我报告的生活意义是具有相当信效度的。
那么，这些表示自己的生活有目标的28.5%的美国人是哪些人群呢?首先是宗教信徒。宗教人士遵循一定的信仰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帮助他们解释困难的生活情境，并赋予他们清晰的方向感。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的部分地区时，许多居民难以理解这一灾难的发生原因。与非宗教人士相比，宗教人士在心理上更能应对这场灾难。所以，你不必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发明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找到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遵循宗教传统。
斯蒂格的研究还发现，那些表示自己生活有意义的人倾向于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外向、非神经质、友善、负责，并且高自尊。生活的意义本质上是非常主观的。有些备受尊敬、广受欢迎、屡获殊荣的科学家仍然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甚至选择自杀。相比之下，一些普通人则认为他们的生活与重要使命紧密相连。在一个有趣的故事中，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访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他对一位清洁工说:“嗨，我是肯尼迪。你在做什么?”清洁工回答说:“哦，总统先生，我在帮助送人上月球呢!”
其次，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更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重要;非神经质的人 (即不太容易担忧或不太容易紧张的人) 比神经质的人更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责任心强的人比责任感弱的人更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前者更可能觉得自己正在朝着生活中的更大目标前进，更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方向、有目的、有意义。鉴于大多数美国人都具备高自尊，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并表示自己外向、非神经质、友善、负责，因此大部分人表示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人格特质和态度会以可预见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往往会专注于一两个自己非常关心的事项 (比如一个施粥所、一座教堂) ，长期在同一个地方做志愿者，并通过在明确界定的领域做出改变来获得意义。其他人则从工作、家庭和社区等同样明确界定的生活领域获得生活的意义。关于生活意义的研究表明，成功实现有意义的生活，往往伴随着专注和专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不是问题。
然而，生活意义也会带来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设想一个名叫梅森的监狱守卫。他非常重视美国国家安全，立志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美国的安全事业。梅森被分配到一所主要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的监狱，在那里，他虐待这些嫌疑人，正如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那样。梅森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正在通过保护美国人来改变世界。但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好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是主观上有意义，但从客观上来讲却是无意义的。
生活中的“意义错位”现象是否存在科学依据呢?最近的研究发现，生活意义与右翼权威主义有关联。右翼权威主义是一种信念体系，其特征是对权威无条件服从、对违反社会规范者表现出攻击性情绪，以及严格遵循传统价值观的信念体系。也就是说，右翼权威主义者报告的生活意义水平高于非权威主义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公民工作，但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并对“外人”产生敌意。同样，多项研究发现，政治保守派 (被认为在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报告的生活意义和幸福感水平高于政治自由派。
再考虑一下极端反社会行为--恐怖主义。犯罪学家西蒙·科特认为，人们加入恐怖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终极意义的渴望”:“恐怖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和目标来源……这很可能是促使人们加入他们的部分原因。恐怖组织不仅为其招募人员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全面叙事，还为他们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提供了叙事依据。在这个叙事中，生活中的基本存在性问题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明确答案。”因此，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许多人所谓的有意义生活，可能建立在一个狭隘的内群体偏爱和传统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偏爱是以牺牲群体外部成员的利益为代价的。
与幸福陷阱类似，意义陷阱也有两面。首先，对大多数人来说，既没有发明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参加过维和部队，在面对“要成就伟大”的号召时，很容易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就像追求幸福的压力一样，想要改变世界的压力也可能带来情感上的负担。我们大多数人偶尔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不妨考虑通过致力于某项事业来寻找生活中的意义，从你所在的社群做起，从小事做起。慢慢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自己的努力逐渐产生积极的影响。意义陷阱的另一面是，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可能会助长狭隘的观点。研究表明，生活意义有时是通过向小团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以及对群体外部表现出冷漠甚至敌对的态度来实现的。如果你过着狭义上的有意义的生活，那么你可能需要拓宽自己的视野。
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包括我自己的部分研究，无疑已经确立了幸福和意义是通往美好生活的两条有效途径。然而，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这两条途径，就会让许多人的美好生活变得遥不可及。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实现美好生活。这种方式可能不稳定也不舒适，但却令人振奋。它不一定总是让人感到满足，但充满了戏剧性。它有起落，有曲折，但在旅程结束时，它最终提供了一种无憾的生活，一种充满冒险、游戏精神、自发性、意外发现和学习成长的生活，或者一种随遇而安、另辟蹊径的生活，换句话说，一种充满体验的生活。这是通往美好生活的第三条道路，即心理富足的生活，也是帮助我们超越幸福陷阱和意义陷阱的方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深入到人类所创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与局限中，同时还要对人类认知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比较。人类不同于其它生物的特别之处，绝不仅仅体现在能够大规模的制造和使用工具，至少还体现在能够想象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并且将这种想象变成现实的造物，即所谓“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或对未来图景的预见性。
大石繁宏 芝加哥心理学教授
本文摘选自新书《经历：好奇、探索和体验人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作者：大石繁宏，36氪经授权发布。
发布时间：2026-03-20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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